《中国金融》|势在必行的金融文化建设

2020-03-11 18: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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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金融业里,靠监管、诉讼和惩治来维持市场的公平和透明,其实是由于自律不足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笔额外成本

文化是民族传承的基因。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得力于中华文化。发达国家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都转而致力于文化建设,以保持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的文明不能只靠法律、规则和监管,而且要靠文化的纽带,靠通过耳濡目染的传授、下意识的判断、情感的推动和自发的行为而体现的习惯、习俗、伦理规范和道德责任。“德礼为主,政刑为辅”,这是古训。

人是社会的动物,有经济生活才能生存,但经济活动是集体活动。文化追求是人类在集体进化中积累起的心智能力。有文化才会感受到道德伦理和渴望他人的尊重;才能有互助和诚信。本杰明·弗里德曼有一部在西方很有影响的著作,叫做《经济发展的道德后果》。他指出,生活标准价值的提高不仅在于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且在于道德水平的升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就说,治理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于人民有充裕之衣食,而且在于其有美善之品德与行为。没有人能够摆脱文化的制约。文化不是奢侈品,它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按照美国学者劳伦斯·哈里森的说法,如果欧洲来美国的最早定居者不是英国的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么,美国就不会是今天的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文化是价值、信念和态度的体系。它为人们对社会事件和人的行为的直觉的道德反应提供规范。这是人类在进化中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和长期利益通过自然选择而建立的能力。是非的标准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有判断是非的道德能力,都会为做错事而感到内疚,对他人恶行感到厌恶和愤怒。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如果人人都不惜牺牲群体的长期利益而为自己的短期利益而角逐,用达尔文的说法,这个群体会被淘汰。

文化规范如果压抑了个人的短期利益,那也是为了维护个人作为社会一份子的长期利益。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明言的原则。有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在进化中相应文化的需要也发生了生理变化,譬如说基底神经节与习惯、大脑额叶与自我控制,以及内侧前额叶皮质同道德情感和自我判断等。只有人类才有大规模合作的能力。

有人把文化传递的通过人的潜意识而赋予既定事物的价值称作“文化密码”。文化决定人的偏好结构,文化的不同导致人们按不同的方式处理相同的信息。譬如,相信未来才会投资,相信诚信才会交易,相信安全才会储蓄,相信公平才会入市。同样,知道了全球16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50年的投资年平均回报率只是7%,就不会对回报预期太高。文化形成个人对风险、回报和机会的预期和看法。文化为法制和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文化价值形成组织经济活动的原则。文化规范为人的行为划界定域。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做同一件事,如果是基于文化而自觉去做,效率要远远高于因为规则和监管而不得不做。每个人在资质和资源方面参差不齐。共享的文化规范也可以保护弱者。

认为市场经济只是遵循丛林弱肉强食的规则,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无形的手”在调节人际关系,这是一种落后的理念。西方最近对这种理论的批判很多。这种理论的根本问题是片面地把人单纯地看做无社会性的经济学理论代理。《自私的基因》是一部广为人征引的强调人的本性的著作。它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自己就指出,除了纯粹的自私性之外,构成人性的有其他的要素。在理论上鼓吹人的自私性,在实践中通过法律和监管进行矫正,迫使人的行为回归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促成资本主义之诞生的新教的伦理规范上,这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在国内有人认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以参与者利益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有根本冲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亚当·斯密不但写了《国富论》,而且写了《道德情感论》。儒家学说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设立礼制以矫正自然之纵逸”与经商牟利并无矛盾。儒家学说的问题在于它的价值体系是局限在宗亲血缘关系的范围内。它的各种有价值的理念,在今天的政治制度下,可以而且应当平等地推广到全社会,包括经济和金融领域。

文化是有层次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在这个文化体系下,各个地区、民族、宗教、性别、时代、阶级、行业或机构都可能有自己的特定的文化价值理念。由于金融行业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性,金融文化在规范行业行为、维系社会稳定、传承社会财富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的学科。各国的经济政策几乎都是根据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制定的。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它研究的是如何更好地配置有限资源以最大程度满足人的生活需要。金融学的前提则是游离于经济体系之外的金钱,它研究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将剩余资金疏导到实体经济,同时使储蓄者最大限度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研究经济和金融的人大部分对文化敬而远之。这是因为文化的概念难于定性;也是因为对文化的属性难于做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中行为经济学同文化最为相亲。金融活动与经济活动不同。经济的通胀和通缩会减缓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泡沫和崩盘则会毁灭既有财富。金融活动的失败会直接破坏社会的稳定,大幅度降低全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一旦出现金融危机,政府将不得不出手相救。在目前各国的金融市场里,即使只是出现可能导致大幅度波动的事件,各国中央银行都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防止市场过度波动产生流动性漩涡。为了这种政府支持,金融业就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经济活动接近于自然竞争;金融活动则是在监管框架中的竞争。

金融市场是人的创造。金融文化有自己的特殊需求。金钱会放大人性的缺点,金融同时扩大了人的资质和资源方面的区别。代理人问题是金融业固有的问题。过度自信和羊群效应是金融投资者的固有偏向。要有效地应付这些问题,就需要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伦理约束。金融从业人员需要做到以身作则和以道诲人。在这方面,法律和监管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金融业里,靠监管、诉讼和惩治来维持市场的公平和透明,其实是由于自律不足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笔额外成本。

金融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法律和监管成型的速度。现代经济的变革同金融业的创新是分不开的。而创新恰恰是法律和监管不怎么有效的区域。金融领域中充满了可以用来自我辩护的模糊性。在缺乏行为规范的情况下,金融工程会成为监管套利的工具,旨在解决资金困难的网贷会反而成为鲨鱼式的高利贷。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几乎都伴随有金融泡沫,这也是金融文化未能有效地约束金融过溢的一种表现。

美国的证监会是执法机构,它在制定监管规则以规范市场方面往往是滞后的。它始终在集资和投资者保护之间寻找平衡。对文化的导向基本来自通过法律和监管迫使金融从业人员改变行为,从而影响道德规范。用《文化密码》的作者劳泰尔·拉派尔的说法,在美国,意识形态鄙视政府,政府的地位和功能被贬低到无法现实地在世界变迁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文化导向,因此,社会不得不依靠商业的成功或失败来维护文化价值。这种做法并不有效。事实上,如果不是政府相救,美国的投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全部倒闭了。

投资者投资是为了适应生命周期的需要。投资全民化在提高民生和促进经济方面意义重大。投资全民化要靠讲究诚信的金融文化。由于金融人才的稀缺和金融在管理财富方面的重要性,社会对金融从业人员的高收入是容忍的。通过公平、透明、合规和有效的市场,不必见利忘义,金融业就能获得丰厚的收益。金融文化并不是鼓励金融从业人员舍利取义,从事违背个人利益的运作,而是敦促金融从业人员对市场和投资者尽职尽义,维护整个金融业的长远的稳定发展。

中国是一个主动施政的国家。对政府是否应当主动介入管理以维护社会公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有很好的论述。他在《快思慢想》中,引用理查德·泰勒(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卡斯·桑斯坦写的《助推》,指出,同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不同,行为经济学认为自由是有成本的,政府既然鼓励人们进行自由选择,就有义务引导人们做出符合他们长期利益的决定,因为一旦出错,除了个人,政府也将不得不承担后果。

金融市场,特别是股市,是最接近于芝加哥学派教科书样本的自由市场。但是,我们在股市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决定时,远不是时时考虑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用泰勒在《失当的行为》中的说法,如果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都是理性的和无偏见的,那么就不需要有多少交易。在一个社会里,人与人的大部分关系是建立在信任上而不是合约上。金融的成功要依靠质量和信赖,但质量和信赖不是金融的产物。在股市投资中,股东的股本并不受合约的保护。这些都需要金融文化的帮助。唐纳德·朗格沃是研究美国证券监管的专家,按他的说法,由于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轮流执政的政体,在美国,政府在金融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甚至比投资者保护的问题更重要。能够在提倡金融文化方面得到政府的“助推”,这是中国市场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