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传“瘟疫始于大雪、灭于清明”了,历史的上瘟疫与季节无关

2020-03-19 14:18:46

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完于春分,灭于清明。

新华社3月9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近日在日内瓦表示,尚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在夏季自行消失,当前各国应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瑞安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尚不清楚新冠病毒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如何活动和表现。”

他强调,必须假设新冠病毒在夏天仍具有传播能力。为此,各国必须抓紧行动,而不能指望新冠病毒会像流感病毒一样在夏天自行消失。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追查源头是非常有必要的事。但目前最需要做的,是赶紧的控制疫情蔓延,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坦诚的互相沟通信息,研制出疫苗。

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关于瘟疫的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蟲”、“蠱(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尚书》、《山海经》和《左传》里有了“疠”这个字。

战国的时候,各国之间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就已经有了防止疫病传播的做法。《云梦秦简·法律问答》记载,“诸侯国有来客,用火熏其车上的衡轭”。

来客的车马辕轭上附着有许多小虫子,容易传播疾病。因此,秦国对来客的辕轭以火燎烧,防止通过动物携带,将本不属于本国的物种以及可能引发疾病的寄生虫消灭在国境入口处,以达到灭虫防疫之目的。

早在秦穆公之后,由于秦国的战事渐多,秦国的卫生事业逐渐居于各国先进行列。到春秋末期,秦国已成为当时医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许多名医均出自这里。

在抗击瘟疫的问题上,秦朝的时候,就已经使用了隔离的办法,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关于刑事处罚的名称里,有一种刑罚叫“定杀”,就是把人投入水中使其淹死的一种刑罚。

其二,“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日当迁迁所定杀。”

由此可见,定杀是对特定犯罪人适用的刑罚,即专门对患有麻风病的犯罪者使用,将患疾疫的罪人抛入水中或生埋处死。

秦国地处西北,冬季河水结冰,断不能直接把人投到水里面去,所以,不排除这里夏秋季有瘟疫产生。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官方为百姓置办药品,防治瘟疫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这个壬午,是夏天。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己酉,是秋天。

古代的瘟疫多数的是鼠疫,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雪藏了一冬的动物腐烂尸体融化,鼠疫产生的条件就有了。

建安二十二年,疫疠流行。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第二年四月,曹操在诏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於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那个时代最好的医生是张仲景,他在《伤寒论》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魏文帝讨伐东吴,江陵城被围,“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令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

这次战争是吴、魏之间的第一场战争,因此魏文帝亲自坐镇南阳督战,江陵城内抵抗魏军者为吴将朱然,时江陵“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

有专家说,这次疫灾为“肿病”,似乎是痢疾,但时值腊冬,不当有痢疾大流行,且其疫病还被魏军带到河南,导致次年春南阳和许昌大疫,因此,估计是伤寒流行。

前几天,有人把北纬40度画了一条线,把武汉和伊朗、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等串到了一起,认为有了一个纬度线的规律。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內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崇祯十年(1637年),首先是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很快,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將士染病,从此,起义军就带疫作战。

“大疫,人鬼錯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紧接着,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戶,无一保全。”(《明史纪事本末》)。

崇祯皇帝最后一年的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在一些材料记载中,无论是李自成进京,还是多尔衮进驻,饱受瘟疫之害的明朝守军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势如破竹,都是腐竹。

据历史学家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而根据外国学者估算,明末经过持续的干旱,蝗虫,鼠疫,天花和饥荒造成全国损失了40%的人口,整个国家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