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混过的“娱乐圈”

2020-04-19 11:50:57

母亲生性温和,却有一把好嗓音。她的歌声清丽婉转,特别好听,如山涧灵泉,干净纯粹。

刚和父亲结过婚那会,由于唱歌好听,加之形象不错,因而经常会参加乡村基层或是上面指派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宣传演出,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能歌善舞了。后来由于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参加些工作上的文艺汇演和宣传活动。

那时候,农村联产承包还没有实行机械化耕种,父母忙过农活以后,总是累得不轻。但只要是比较空闲的晚上在家时,母亲就会教我们唱些歌曲和戏曲,那也是一家人夜晚最大的快乐和娱乐。

小时候的我,略微有点孤僻和倔强,不太爱说话,也并未遗传到多少母亲的文艺天赋。所以她在教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也总是无可无不可的听着学着,并不上心。但尽管如此不走心,在家里这样日复一日的环境熏陶下,也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

我有个伯父,在我就读的小学任教。两家的院子只隔着一道低低的墙,中间有一扇门可以自由出入。有时在家,伯父也很喜欢哼几句革命歌曲或是越剧黄梅戏之类的戏曲,那声音在我听来并不悦耳,但他还是自得其乐。

要说伯父他自己哼哼唱唱娱乐一下也就算了,至多虐一下我们的耳朵,但过分的是,他竟然向母亲“鼓动”,要我参加我们学校成立的一个什么文艺合唱团。天知道我对这些东东从来都不感兴趣好么?

“老师说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学校刚开学不久。那天放学回家,刚进门就看到伯父和母亲院子里说着什么。见我进来,他们便停下说话,齐齐看着我。然后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学校的艺术团。

母亲和伯父大概没料到我拒绝得这么干脆,他们继续向我游说:“你就去参加一下,这个也好锻炼一下你的胆量。”

伯父见我无动于衷,竟然丢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重磅炸弹,试图以此来说服我(后来事实证明他是骗我的,又不是什么正式的艺术团,能加什么分?后来我可是自己真刀实枪考入当时我们县里排名第二的重点中学的,在这个艺术团一分也没捞着)。

顿了顿,他们又齐齐对我说,是艺术团的那个指导老师特意点名让我参加的,她说我在学校没有报名,就要他们回家来做做我的工作——我想起早上上课之前,老师确实说过这事,但我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也压根没有去多想。现在听他们也提起来,我就一口回绝了。

因为我实在搞不明白,我到底有什么天赋或条件让他们觉得我可以参加这些当时在一般人看来比较“高大上”的“艺术团”?难道母亲教过的那些红歌红曲民间小调也成了天生资质或选拔条件?

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他们的轮番劝说和利诱之下,才上小学三年级、不到9岁的我,终于防线失守,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加入了学校的“小红花艺术团”,算是一只脚开始正式踏进“文艺圈”了。

所谓艺术团,其实就是个学生合唱团而已,规模自然是很小的,条件也很简陋。像样的乐器就是指导老师私人的一把二胡和一副快板,学校的一面架子鼓,一台手风琴。

哦对,还有我亲爱的伯父大公无私地从自己家里贡献出来的一只旧口琴。那口琴实在是年代久远,上面沾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垢,看上去油亮亮的,而且一吹起来就像村里的屠夫在宰羊时发出的凄惨叫声,听上去撕心裂肺的。

在排练的时候,大家兴致都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的歌唱得有点像那么回事了,舞蹈也跳得有模有样的,快板打得那更是一个噼里啪啦的直响。

逢到学校开大会或是搞什么活动,我们的艺术团都是首当其中,要在全校师生面前进行一番表演。

小伙伴们洪亮而略带稚气的声音,不时飘荡在热闹而活泼的校园里。整齐划一流畅欢快的舞蹈,也常常赢得全校师生的热烈喝彩。

我们去当时的镇中心小学和周围很多兄弟学校演,去乡政府礼堂演,去乡集镇街上、供销社、村委会演,甚至还去敬老院这些地方演。内容都是一些反应素质教育的积极上进的节目,比如五讲四美,或是宣传一些国家政策,比如计划生育,还有一些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之类,都带着很强的时代烙印。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受到很热烈的欢迎。农村的老人们,平时除了三五成群闲谈聊天,娱乐是很少的,因此尤其喜欢看我们这些孩子们的表演。

参加演出的我们,手里拿着两朵卫生纸扎的大红花,脸颊涂着红红的胭脂,在布置简单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边唱边跳,表情生动,兴致盎然。

基本上,每次演出,因为没有什么像样的化妆工具和用品,我们的全部化妆也就是涂点儿粗粉胭脂什么的。但是有时候因为演出需要,老师也会想办法帮我们化点妆。

在我们表演的节目中,有一个叫《四个老汉学新政》。四个扮演老汉的男同学,穿着借来的灰色对襟大卦,扎着裤管,头上顶着毛巾,脸上用毛笔画了胡子和皱纹。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折不扣的真我风采本色出镜。

当四个小伙伴扮演的老汉们,拄着拐杖,含着烟袋,颤颤巍巍地从幕后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滑稽搞笑的造型,立刻就吸引了围观群众的视线。一片哗然和议论之后,他们未经雕琢却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表演,又让观者个个笑得东倒西歪,那画面真叫一个乐翻天,结束之后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好多人手都拍红了。

这个节目演出过后,立刻又成为街头巷尾的一大“娱乐新闻”,长时间的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

后来,在乡镇学校的联合汇演中,这个节目又得到了一等奖。消息传到学校,大家都沸腾了,热烈地议论着,不少人还比划模仿着节目表演的动作,仿佛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校长更是高兴坏了,当着全体师生的面,亲自颁发奖励给我们艺术团的所有成员每人一张奖状和一本漂亮的硬皮日记本。

由于我本身对文艺表演毫无兴趣,天生不具备混娱乐圈的潜质和志向,因而每次这样敲锣打鼓招蜂引蝶的公开演出,反而让我觉得有些“羞耻感”。

本来现场那么多人观看演出,按照时下所谓娱乐圈明星们的各种“亲民”路线来说,明明就是一个宣传个人形象、吸引粉丝、亲民近民、积攒资源的大好机会,而我却总是躲躲藏藏,演出一结束就迫不及待跑到一边躲了起来,为这样不喜欢的抛头露面及时止损。

而且,我还在内心感觉我们都不像学生文艺演出,更像是一个什么江湖团伙带着一群小孩子在街头卖艺讨生活。但是我却发现其他的小伙伴们都很开心,就我一人闷闷不乐的。

有一次,我悄悄地对一个比较要好的伙伴成员说:“奇怪!天天被人看来看去的你们怎么还那么高兴呢?”

“怎么不高兴?又有吃又好玩,多开心啊!”对方像看个怪兽一样的白了我一眼。我只好暗自无力地在心里长叹一声,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那时候,学校一通知要外出演出,我小小的心里就惆怅不已,恨不能一下跳过小学阶段,好退出这个总是要抛头露面去街头公演的“娱乐江湖”。

糟心的是,除了和大伙一起集体表演之外,我偏偏还另外身兼数职——老师还让我担任了报幕和领舞,真是苦不堪言。

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有时就表现得漫不经心,或者唱歌时故意慢半拍,消极怠工,懒懒散散。我装过病,请过假,甚至不惜自黑出点小洋相,希望被老师发现把我拿下,这样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退出了。

有一次,已经到了排演时间,我却在教室里迟迟不动身。指导老师让人来叫我,我懒洋洋地说:“我今天头痛不想去,你帮我去跟老师说一下。”

不大一会儿,指导老师到了我面前,她问我哪里不舒服,说要带我去村卫生室看看,真有不舒服的地方就让医生给我开点药吃。

我小时候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吃药,没有之一。听她这么一说,吓得赶紧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用吃药,等等就好了。”

而指导老师每次发现我的问题之后,总是不厌其烦的纠正外加严厉的批评。看到母亲就会说起我的表现不够好,主要是态度不端正。甚至还向我的班主任反映过我的问题。

她很清楚,我就是不用心而已,其实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什么的都还不错,舞蹈基本上是一教就会,所以她就是不放过我。而她每告一次状,我回家也就免不了挨上母亲一顿训。

内心里,我也有点害怕老师总打小报告“投诉”我,这会影响到我期末三好学生的评选。毕竟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好孩子。

在多方的联合围堵之下,眼见叛逃无望,我也只好认命地不再反抗,而是乖乖地和别人一起认真接受训练了。

虽然身置众人羡慕的“文艺圈光环”之下,我却总会忧伤的感觉自己就像个无助的小猴子,被套上了深深的紧箍咒,怎么跳都跳不出那些老如来们的手掌心。一群封建家长制的大人们,兀自强留我在这荒凉无趣的文艺江湖,无处可藏。

通常在演出结束后,老师都会带我们去看一场电影以示犒劳。当然都是些《小兵张嘎》、《英雄儿女》、《董存瑞》、《上甘岭》、《地道战》、《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之类的老片子。

这些电影,从我上小学开始一直看到中学念完,几乎每个学校每个学期都会组织学生去看上一次。尽管已经重复看上很多遍,感觉非常枯燥无味,但这却是那个年代最为普遍的爱国教育。看完之后还附带着传统不变的经典受教方式:写一篇观后感。

比如,开头总是要写上天气情况,通常都是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自己心情很激动,因为学校组织看了一场革命电影,又接受了一次爱国教育。而看完之后,心里也是感慨良多,久久不能平静,为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深受感动和鼓舞……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思维模式和行文格式,真是忍俊不禁。但无论如何,看电影也是我参加艺术团以后感觉最快乐的事情。那种快乐,其实远远超过电影内容本身。

每次参加完外面的节目表演回到家,母亲总是很高兴。因为“一演成名”,周围的乡邻都知道了,那个梳着粗长辫子,眼睛大而明亮,模样俊俏乖巧,担任报幕领舞的小女孩儿,就是她的孩子。

有时候我们还会去他们的单位出演给一些上面的领导看,她的那些同事们看到我,对她也是羡慕不已,觉得有个这样的闺女真是长脸。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母亲对此总是很自豪。有抑制不住的笑容,在她年轻而好看的面孔上洋溢开来,看上去生动而美丽,明媚里透着光。

后来想想,也许母亲当时的感觉,就像我俨然已经成了四里八荒一颗耀眼的“娱乐之星”了。偏偏还有很多好事的街坊邻居看到她,就会拉着她说上几句关于我的事情,诸如“你家小囡怎么怎么可爱,怎么怎么会唱歌”之类的话。那些不知真假的夸奖,似乎让母亲觉得很受用,因而也更加不遗余力地“重金打造”我。

她除了给我不少的零用钱,给我买好吃的,还千方百计给我买很多好看的、与众不同的服饰,上到头花,下到鞋子,甚至还托人在南京、上海给我带衣服。

所谓化妆,其实也就是洗把脸过后,涂点散粉,抹点胭脂,或者有时候在眉心点个美人痣什么的。按照真正的化妆那些繁琐精细的程序来看,显得简单而粗糙。

但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活计,母亲却都做得极为认真细致。她在为我化完之后还要前前后后仔细把我端详上几遍,就像欣赏一件艺术品。最后还要给我整整衣领,拉拉头发,直到她自己认为彻底满意才可以。

说实话,我一直不认为自己参加的这个所谓艺术团,能跟真正的文艺搭上什么边。充其量也就是学生表演的一些文娱节目罢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小规模文艺活动,母亲也是看得这般郑重,还对我精心打理。未可知在她的心里,是否藏着一个鲜活而热烈的文艺梦,似乎想要通过我去实现它。

因此有时我会想,如果母亲晚生些时候,搁现在的话,好好在娱乐圈发展,再接受些专门的培训包装,单凭实力而言,她应该一点也不会比那些外形时尚前卫唱歌稀奇古怪的所谓歌手歌星差多少。

退一步说,即使她不去发展演唱事业,也一定会是个严格而出色的经济人和造型师。想来经过她亲手打造之后的我,听到别人夸奖的感觉,应该和我们考试得了满分心情是一样的,开心而自豪。

虽然心里有过无数次揭竿而起的念头,但是直到小学毕业前,我都是一直在这个文艺小团体里面乖乖呆着的,认真训练,积极表现,后来还经常受到老师和校长的表扬。当然,三好学生的获得也就不在话下了。

纵然各方都是如此皆大欢喜的局面,其实我内心里还是不怎么乐意的,尤其“记恨”伯父,觉得开始要是没有他的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母亲也许就不会硬让我加入什么艺术团了。因此后来每次教师节赠送明信片,我总是给他一张最不好看的,还会阴险地在上面画上一幅难看的漫画。

后来上到高年级,年龄大了一点,对这件事就释怀了很多。但我总觉着自己少年时代的快乐因此被打了折扣,整天就在为如何出逃那个文艺包围圈而绞尽脑汁斗智斗勇。

除了“被艺术”不是自己的意愿,还好我也没有耽误自己的功课。甚至还时不时的会参加一些学习竞赛、朗诵比赛,以及体育比赛,作文和描红写得也不错,也算得上是德智体文全面发展了。

艺术团的其他同学,虽然排练和演出占用了不少时间,但是也会得到老师们额外的小灶补课,只是比一般同学要辛苦一些。

想当年那个梳着两条长长辫子、戴着蝴蝶花,早早就“出道”去“混文艺圈”的小女孩,而今早已长大成人,肩负家庭重任。但性格却和文艺娱乐的活泼热闹相去甚远,一贯的固执而安静。从事的工作,自然也与娱乐圈毫不搭边。平时生活中,也从来不追星。看着一波一波的粉丝,为张天王李天后某花旦某鲜肉疯狂不已,甚至不少人还不惜花重金南下北上千里追踪只为去看一场巡演睹一次真容,就感叹不已。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真是个比较清心寡淡的无趣之人。

真要论起和娱乐圈“沾点边”的事儿,那么至今为止,也算是近距离的见过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娱乐圈明星。分别是朴树、吴克群和刘晓庆。

彼时,他在我曾经呆过的一个公司组织了个小型粉丝见面会,场地安排就是我负责接洽的。但他那时的名气还不大,我对他也是毫无所知。联系好工作方面的事情之后,也只是远远地从人群中看了他一眼,心中无澜。

那时候的朴树,年轻清瘦,表情微凉,留着略有些长的头发。当然现在的他,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一曲《平凡之路》更是唱成经典。

吴克群,当年应是在深圳电视台演播大厅为其名为“七喜七夕”的首次演唱会造势而见到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又蹦又跳的唱着那首同名电影歌曲《为你写诗》。微翘的嘴角总是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看上去很阳光,很可爱的一个大男孩。

至于娱乐圈不老女神刘晓庆,则是在公司组织的一次大型活动中,她应邀出席而见到过她的面。

作为活动的文案策划和现场统筹,我除了负责和从电视台请来的主持人沟通台本,还负责和参与表演的嘉宾保持无缝对接。不过当时多是和她的经纪人沟通,她本人并没有过早露面。后来她压轴唱了两首歌,并且送给了我们一张签名的《武则天》剧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