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以直言进谏著称的明朝言官,何以在中后期变质异化?

2020-04-27 07:47:30

众所周知,明朝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期之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强化皇权,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分权于各机构。同时,为了权力制衡,明太祖强化了言官机构的建设。明代的言官常因气节之盛而为后人津津乐道,也有许多言官因直言敢谏、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而名垂青史,对遏制官员腐败违纪擅权,巩固皇权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中后期,特别是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受多重因素影响,言官不断异化,沦为了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斗争的工具,成为了政治打手,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朝政的腐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成为明朝覆灭的重要推手。

应该说,言官思想在古代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就有“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的记载,秦朝之后,言官体系开始不断完善,在很长时间内,言官是台官和谏官的合称。从职责看,台官和谏官属于不同的监察体系,履行不同的监察职责。在唐代时期,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主要职务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到了宋朝仁宗皇帝之后,台谏官开始合二为一。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吏治,他曾说过:“国家立三大府......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为此,他不断强化监察体系建设。公元1366年,朱元璋设置了六科给事中。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设都察院做为最高监察机构,其下所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言官”。

先看看六科给事中的设置。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首领为都给事中,官秩正七品,附属官员有左、右给事中各一人,官秩从七品,其下还有若干职位。六科的官员被称为谏官。虽然品秩不过是七品,但权力很大,掌握规谏皇帝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考核官员与政务;敕书下达宣发与封驳等权力,可谓是位卑权大。

“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

再看看都察院的设置。明朝创立之初仍是沿袭元制,以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至洪武十三年(1380)裁撤该机构,于十五年正式创立都察院,以正二品左、右都御史为长官。又以十二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朱棣时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朱瞻基于宣德十年(1435)废交趾道,形成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定制。

明朝最终建立了由督查院、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巡按、提刑按察司五类机构组成的监察体系,这体系中的人一般都可以称之为言官。

总的来看,明朝言官的选拔条件相当严格,在政治上要求“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在学识上必须“识达治体知恤民”,在出身上一般“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在经验上必须““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之人”,,通俗来讲就是必须满足讲政治、有才能、重廉洁,出身一般、不畏权贵,这么筛选下来就只剩一种人了:这些出身一般,初出茅庐,秉承儒家忠君爱国的家国情怀的读书人。有明一代,特别是在明朝中前期,涌现出一大批敢于直言进谏,清正廉洁的言官。比较有名有夏言、海瑞和杨涟等人,

但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权力制衡与权力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权力就必须有权力的制衡,否则权力就会变质、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监察机构起着制衡器的作用,但这一制衡器的运行必须是客观中正的,否则便会依旧会陷入权力的异化,成为政治工具。从明朝后期开始,言官制度不可避免地开始陷入逐渐异化的境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言官上书言事,逐渐掺杂了获取直名沽名钓誉的企图。在朝廷规定的言事范围内,言官出于职责义务和道德理念,敢言直谏,本是值得称道之事。但是,在讲究名声的明朝官场上,获得好名声就意味着迟早会升官不远了。为了走尽快获得直名的捷径,不少言官不以军国大事或民生疾苦为主要攻击方向,反而以宫中秘辛和帝王琐事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不论是非黑白只要敢骂皇帝和高官就是对的,获得杖刑反而觉得是无上光荣。

以隆庆好万历年间的言官詹仰庇为例,他担任御史期间,时常对皇宫内部事务看不惯,有一次宫里放烟花,结果造成了小火灾。詹仰庇立刻上书要求把做烟花炮竹的和放的全部治罪,詹仰庇又上书批评陈皇后被皇帝迁出坤宁宫,以至于忧郁成疾病情危急,皇帝亲笔批阅作答:“皇后无子嗣,身体多病,移居别宫,姑且自己贻养,希望因此除去疾患。你怎么知道内宫的事,而妄自言语呢?”詹仰庇自己料想会受到重责,同僚也觉得他处境危险。等到圣旨下达,京城内外惊喜过望,詹仰庇更加感情激奋。

詹仰庇最终因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用到了“照人主”这个不当词汇,宦官因此指责“再照人主”一句,是犯大不敬之罪。皇帝发怒,颁布诏令:“仰庇这个小臣,竟然照及天子,而且狂妄放肆屡不悔改。”于是将他廷杖百下,除去其名,詹仰庇担任御史仅八个月,没干什么正经事,却因此被视为英雄,离开京城时获得欢送的礼遇。但是,詹仰庇并没有把这一直名保持到底,因为博得的正直名声,他在万历年间得以复出,最终升任左都御史这样的高位,但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也转而依附权责,颇著形迹,为清议所不容,变成了自己当年咬牙切齿愤恨的人,最终被弹劾罢官回乡。

二是明朝允许言官“风闻奏事”,虽然鼓励了进言,却也造成了不负责任的弹劾上奏。为了鼓励言官的工作积极性,明朝承袭宋朝以来的惯例,允许言官可以“风闻言事”,对各级官员的弹劾,不需要交代信息来源,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扣帽子、鸡蛋里偷骨头正是其能事,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甚至即使是捕风捉影的弹劾,不用担心被治罪。

三是言官逐渐沦为权臣打击异己的工具,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性。“台谏者,天子耳目之臣”,是用来监视宰相的,也是皇权压制相权的一种手段。但是,在明朝中后期内阁职权分量逐渐加重的情况下,围绕内阁首辅的位置,许多朝廷重臣明争暗斗,有时候自己又不方便亲自出手,就拉拢担任言官的门生故吏,指使他们跳出来为自己发声,因此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逐渐沦为了权臣打击异己的工具,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性。

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万历皇帝即位后,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次辅,高拱自认为功劳很大,但也很忌惮其他阁臣取代自己的位置,便利用自己担任言官的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人掌握舆论发言权的优势,为自己发声助威,攻击政敌。史载“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

在击败高拱之后,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执掌国家政权,开始实施改革。他以内阁控制住六科,然后通过六科再控制六部以致百官。到了魏忠贤擅权之际,除了宦官集团之外,许多言官也投身于其门下,大肆弹劾官员,铲除异己。此时的言官,已经彻底沦落为内阁的权力斗争之工具。

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盖忠贤杀人皆成于附阉邪党,彼其甘心善类,授之刃而假手焉且加功者,罪直浮于忠贤已。

四是在明末国家危难之际,言官多次误国言论促使皇帝自毁干城,加速了明廷覆灭。到了崇祯朝时期,明朝已经陷入了农民军和后金政权的内外夹击之中,此时要想挽回败局,正确的军事政治战略和优秀的将才至关重要。袁崇焕是崇祯初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肩负着主持辽东战线抵御后金政权进攻的重任,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军绕开辽东防线,进军北京城下,袁崇焕率军回师最终击退后金军队,但是崇祯帝中了“反间计”,将袁崇焕打入大牢,此时言官的上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上书弹劾袁崇焕四大罪状,认为袁崇焕应被处以凌迟之罪。这四条罪状分别为:其一是“依托不效,专事期隐”;其二是“市粟欺款”;其三是“纵敌不战,散遣援兵”;其四是“潜携喇嘛僧入城”。

应该说,这四条罪状很大程度上都站不住脚,袁崇焕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臣名将,言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坚定了崇祯帝处死袁崇焕的决心,自毁干城。无独有偶,崇祯帝面对内有农民军外有后金政权双重压力,决意与后金议和,集中精力解决农民军问题,命杨嗣昌与后金举行秘密谈判,消息走漏后,遭到了言官一致弹劾,议和之事被迫搁置,后金政权大举进攻明朝,使得明朝失去了喘息之机,言官固守正统理念,只讲究政治正确,不讲究实际情况,不懂变通,只会发一些清谈言论,除了愚者无知之外,更多都是打算通过批评皇帝树立自身清誉和光辉形象。

前面已经提及,明太祖朱元璋度设置言官体系的初衷就是了为了更有效地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为此,明朝皇帝对言官担任的资格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言官制度最终趋于异化,背离了设置的初心和使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是言官制度归根结底是皇帝利于统治的工具,皇帝的好恶和个人秉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言官制度异化的宿命。言官制度的锐气和底气来自于皇权的充分放权,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决定了言官监察制度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治吏工具。由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君权,所以言官监察职能的发挥,取决于封建君主个人的好恶和个人秉性,对被劾之人是否惩治,由皇帝决定。总体来看,在明朝前期,明朝皇帝们还可以虚心接受进谏,但是到了明朝中期之后,皇帝的进取心逐渐衰退,不愿意接受言官进谏,要么采取留中不发不予理睬的态度,要么采取肆意杖责肉体摧残的态度,在皇权的高压指向之下,许多言官或保持缄默,或揣摩圣意,取悦媚上,丧失了监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难以取得监察效果。

万历皇帝时期,因国本之争,与言官集团屡次发生冲突,“平日遇颂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有时责怪言官干涉宫闱,严谴立至,“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有时借口言官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言官进行惩罚,“以言官不举发,贬黜者三十余人”;有时趁大计清除言官,“帝以军政故,贬两京言官三十余人”。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发生后,万历皇帝携太子召见群臣安抚人心,御史刘光复说:“臣等仰见皇上极慈爱,皇太子极孝敬”,万历帝没有听清,太监误对为:“渠言愿皇上慈爱皇太子”。万历帝大怒,下令判处刘光复斩后处决,万历帝如此处分言官,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并警示言官的“多嘴”和“多事”,其结果必然是降低了言官的地位,压制了朝中的正气,进而蔽塞了国家的耳目。

二是受皇权施压影响,言官选拔制度趋于变质。从明初制定的言官选拔制度来看,选拔的要求颇高,这样选拔出来的言官在政治、才干、道德操守等方面都出类拔萃,有效地保障了言官的质量水平。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言官选拔标准开始放松,成化初“给事中之选,则专取姿貌雄威”者,以貌取人;嘉靖时唯资历选用;万历时的言官“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迎者授之”。在这种情况下,言官的质量水平可想而知。万历年间,御史陈登云曾上疏痛斥言官选拔制度的变质:“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认为在当今的言官队伍中刚毅正直的百中无一二,奴颜媚上的占据绝大多数。

三是明朝中叶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奢靡堕化的社会风气,是言官制度异化的一大诱因。明朝中叶之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资本主义萌芽已然出现,民间和官场都崇尚奢靡堕化的社会风气,士人和百姓大都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这种社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侵袭到官场上来,使得饱读圣贤书,本应以保国安民为己任的官员们也逐渐丧失了清正廉洁、为国效力的政治理念,士风逐渐颓废蜕化。嘉靖时期的曾钧也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古者大臣虑周四方,今则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俭率物,今则穷奢竞靡矣;古者大臣被论,惶恐待罪,今则强辩伤体矣;古者大臣同寅协恭,今则交恶相倾矣。”王夫之在谈到晚明时期的士风曾说:“廉耻风衰,君师道丧,未有如斯之酷烈也。”在这种士风影响下,言官集团整体的道德水平也不可避免地下滑,难以涌现像海瑞这样敢于仗义执言的言官。

四是明朝党争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残酷性和极端性,也是造就言官制度异化的另一成因。自从明朝中叶之后,内阁成为实际掌控朝政的机构,内阁首辅与被废除的丞相一职无异,围绕内阁首辅的位置及其衍生而来的政治利益,形成不同政治派系,在明末党争中,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围绕首辅位置展开激烈争夺,进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党争。崇尚儒家“中庸之道”文化的士大夫,在政治利益面前,同意我方观点的是友朋,反之则是敌人,没有中间地带可选。言官制度虽然不是明朝旷日持久的党争的根源,却也在党争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看中了言官作为“风贤之官”监督百官、掌握舆论话语权的重要优势,官僚体系中的各派别往往会利用言官的职位优势互相攻讦,使得不同政治观点的官员们加剧对立,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不仅废除了相权,而且还着力加强以“科道言官”为代表的监察体系。在明朝前期,言官确实在肃清风气、直言进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受皇权打压、言官选拔制度逐渐变质、明朝中后期奢靡颓废的社会风气以及晚明时期党争的极端性和残酷性等因素影响,言官制度逐渐走向异化,言官素质和操守趋于崩塌,不但没有起到仗义执言的作用,反而屈从于皇权和党派利益,加速了明朝国运的倾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