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智传统:要当农业部长首先要证明在上帝的大学取得文凭

2020-06-02 03:25:20

在小罗斯福新政期间,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又恢复了。民众的政治观与知识分子的心态如此完美的和谐,以前从未出现过。在进步时代,基本上民众与知识分子都有同样的目标。而在新政时期,这些目标更为接近了,而且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更为殷切,超过了威尔逊与老罗斯福时期。但是反对新政的那一小撮人,怀抱着美国政治史上少见的敌意。

所以当二战之后,就在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升时,一股针对他们而生的恶毒敌意涌现。就长期而言,这些人当然会对知识分子造成伤害,就如同短期而言,新政会嘉惠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般。但是,我们且先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嘉惠!智识分子如同一般人,都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例如失业与对士气的打击。新政为年轻的律师与经济学家创造了成千的就业机会,他们蜂拥而至华府,出任各管制机构的职位;而就业促进局(Works Progressing Administration)与全国青年局(Nat 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所推行的研究、艺术与剧场的计划更是雇用了许多失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与大学毕业生。

但是比这些实际的帮助还更具意义的是新政带来的隐形效果:由于大量雇用教授与理论家作为顾问并设计理念,它把智识与权力作了前所未有更密切的联结,这是从建国以来未曾有的。给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工作当然是好事,但是像新政般给予知识分子这么重要的角色,就等于给任何一个教授或是某些怪异叛逆的心灵正式的认可与颂扬。于是,理念、理论与各式批评都有了新的价值,而要得到它们就要向知识分子堆中寻找。经济上的崩解说明了社会需要专家,但是直到有新政大家才知道专家的表现抢眼。除了一小撮保守者或是一小撮激进派以外,新政让所有人耳目一新,这并不让人意外。(即使是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间激烈反对新政的共产党人,也都渗透进入知识圈希望能分享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崇敬。)知识分子地位提升的明显表征是主政者展现了对专业知识的依靠,也就是专家政治(brain trust),而这几乎是新政第一年内常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上的。

摩利(Raymond Moley)、塔格威与伯利(Adolph A.Berle)等都是小罗斯福所信赖的著名专家顾问,他们最常遭受攻击,然而他们的受宠也代表了上千在联邦机构中的顾问们的际遇,尤其是从哈佛来到华府的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的弟子们。在新政初期,小罗斯福总统本人有很高的声望,所以很自然地他的对手们会以他轻易听信身边邪恶顾问的建议这一理由来攻击他。但是这些顾问对他来说,至少有一个功用,就是可以作为躲避攻击的避雷针。

很多对于新政的批评本来应该直接针对他而来,现在落在他身边的人身上──如果攻击实在太强烈,就把这些顾问调开到其它职位。当摩利很早就在攻击下陨落时,塔格威教授就成为攻击新政的保守派最爱的目标。塔格威实在不该预告改革规划,并写下几本书来解释他的理念。所以当一九三四年他被提名为农业部部长时,就出现了对这位邪恶的理论家竟被重用一事的一波猛烈攻击。

南卡罗来纳州选出的重量级参议员史密斯(“Cotton Ed”Smith)就坚持塔格威必须先证明他在上帝的大学毕业(也就是在大自然的土地上劳动过)才能当农业部长,所以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花了很多功夫证明他的确可说是一位农夫,因他小时候经常在农地里遛达,靴子里满是泥土。(小罗斯福还因此消遣说:告诉塔格威,我不知道他小时候这么脏。)史密斯告诉参议院,在上帝的大学取得文凭,靠的是辛苦的经验,因此如果没有在旷野土地上流过汗的人,绝对无法解决美国的农业问题。(但是他无法指出过去有哪个农业部长可以符合此资格)。

罗斯福最后只得以任命史密斯推荐的他自己选区的人当联邦警长作为交换,但此人曾有杀人纪录。总统后来曾对内阁说,这个人是史密斯所喜爱的杀人犯。由于以一个杀人犯交换一个教授的任命,最后塔格威在参议院以五十三对二十四票获得通过。后来塔格威在媒体上的名声愈来愈糟,是因为他极力支持食物及药物法案,而此法案激使某些药商与强有力的利益团体在媒体上攻击他,连一位并非知识分子也非激进派的人士法利(James A.Farley)都认为这样的公开攻击太赤裸裸也没有必要。

攻击塔格威的人将他描绘成两面人:一面是个不切实际的蛋头学者,但另一面是个恶毒而有破坏性的人,足以大大地颠覆社会。但是塔格威在各方攻讦下仍然保持冷静,这表示了进入政治的知识分子并不必然是脸皮薄而易发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