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六位航天人共话东方红

2020-07-03 07:27:52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卫星随后顺利入轨,任务圆满成功。今年的4月24日,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我们也迎来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50周年的纪念日。回首往昔,在当年的6位亲历者:胡其正、韩厚健、张文杰、张建业、刘福余、李卿的心中,这段珍贵的回忆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呢。

在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下,在钱学森提出“需要一些年轻理工毕业生加入其中”的背景下,1959年,24岁的我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神秘单位”——581组。这个组当时负责拟定新中国人造卫星规划、组织和协调人造卫星、火箭探空业务。

在西苑操场甲一号,我第一次见到了581组办公室负责人钱骥。当时的钱骥实际上担任的就是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的职位。我们第一次见面,言语不多、目光深邃的钱骥给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欢迎;二是注意保密;三是我们搞的是探空,将来要搞上天的事。

我听后觉得特别兴奋,能够跟随科学家们搞卫星,何其有幸!随后,我就参加到以杨俊文为组长的火箭探空与卫星预研总体组,从事火箭探空和卫星预先研究工作,开始了我的航天生涯。

据中科院空间物理所党委书记吴智诚(时任581组科研计划管理负责人)回忆,西苑操场甲一号是1954年前后中科院向中直西苑机关借用的一处院落。这里杂草丛生,条件简陋,却是我国空间事业的发源之地。在这里工作的有8个研究组,全面展开火箭探空各项研究工作和卫星预研准备。

581组组建之初,赵九章、钱骥、杨嘉墀一行兴致勃勃去苏联观摩卫星,却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卫星的外形,更谈不上合作与技术援助了。没有学到卫星研制本领,却激发了这些科学家们的斗志:不让学,我们自己搞!

值得自豪的是,我国是从零开始,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了卫星事业。在调研了国内外工业基础后,结合我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科研条件,科学家们建议“现在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

这正符合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于是,581组随之做出调整,把研究重点放到搞探空火箭上。

1960年~1965年,我国共发射试验了20多枚T7、T7A火箭,为卫星研制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1960年~1962年,这是中国航天“困难而有进展的三年”。说困难,全国人民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吃不饱肚子。比吃不饱肚子更困难的是工作没有头绪。没有见过卫星,也没人干过卫星。钱骥说,不怕,我们自己干。他带领大家从查找文献开始,从一点一滴开始,从零开始。

在西苑操场甲一号院,日子虽然艰苦,但是所有人干劲都很足。每晚都是领导来催促年轻人早点熄灯回去休息。钱骥总是勉励大家:人生一定要有目标,不然活着就没有意义。

在赵九章、钱骥的带领下,我们通过火箭探空和卫星预研,取得了实践经验,基本摸清了卫星的组成、功能和关键技术,开展了卫星结构、卫星热控、测控、跟踪、天线、电源等关键技术的研究;理出了我国卫星发展的途径,“以应用为牵引”成为了我国卫星研制事业的指导思想。至此,我们已经为卫星正式立项做了较全面的准备。

1964年10月,赵九章、钱骥一行应国防科委邀请去20基地(现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访问。结束这次访问后,赵九章迫切地感到应该要向中央写报告,申述搞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钱骥、吴志诚协助赵九章完成了报告。1964年12月,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赵九章把报告直接呈送周总理。1965年1月,钱学森也写信给聂荣臻,认为现在已有条件考虑卫星问题了。

此前,在西苑操场甲一号的研制人员,已经从581组更名为地球物理所二部,他们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卫星研制团队,由二部副主任钱骥担任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共设8个专业室。我国卫星研制由此走上了专业化发展之路。

为了尽快向中央提交报告,科学院责成由何正华、潘厚任和我3人组成总体组,由钱骥直接领导,负责撰写《我国卫星事业发展的十年规划》《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两个报告。1965年8月,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上予以报告,并得到批复:通过,执行!从此卫星研制正式立项,中国科学院将此列为1965年第1号任务,代号定为“651”。

1965年10月20日~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召开了我国第一颗卫星论证会。这次会议在我国航天史上非常重要,讨论了先进可靠的设计思想,确定了这颗星“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任务目标,明确了“全国一盘棋”造卫星的思路,不仅明确了技术方案,同时还布置了任务,要求大家按照节点来推进工作,全力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节点。

会后中科院成立了651设计院,加强了总体组。按照科学家们的设想,大家是很想在1969年国庆前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的。国庆20年,放飞第一星,这是多大的光荣啊。按照当时的准备工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实现。

白天夜晚学习、批判和斗争,张劲夫被夺了权,中科院党组垮了,基层党组织瘫痪了,西苑操场甲一号成了重灾区。有人批斗受伤,有人被斗致死。1968年10月,赵九章被迫害致死。这样混乱的局势,严重地影响了卫星研制进度,能工作的同志依然还在努力工作。

赵九章含冤去世后,钱骥也受到冲击。“靠边站”后,他和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一样工作,不断为年轻同志提供资料,一如既往地沉默。看到昔日受人尊重的科学家被迫害,大家感到深深的无奈。卫星研制工作在艰难的局势中缓步推进。

到了1967年年底,国家开始酝酿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办公地点也从西苑操场甲一号和中关村搬到了现在的白石桥。孙家栋临危受命,担任“东方红一号”技术总负责人,带来了10多名业务骨干,把导弹研制的工程经验结合到卫星工程中来,成立了新的总体组。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新成立的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常勇等领导下,总体部在孙家栋带领下和周洪章等军管会同志支持下,排除万难,继续推进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稳步向前。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声震寰宇,全球为之振奋。我们也为亲眼看到期盼多年的卫星在太空飞翔而无比兴奋,然而当年两个积极开拓卫星事业的奠基人:赵九章、钱骥,一个已经含冤九泉,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刻;另外一个却只能在北京白石桥的空地上默默地、欣慰地仰望。但是,他们为“第一星”所做的贡献永远被世人铭记。(作者为原航天501部副主任)

1970年4月16日,中央专委周恩来主任下达了火箭可以转场的命令,发射卫星的最后阶段开始了。当时,我是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一部10室(长征一号火箭总体设计室)总体组的设计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壮丽场面,许多事情至今难忘。

1970年3月26日,把长征一号火箭送出厂后,我和工程组长岳祝祯一起留守北京,为前方提供支援。此外,我还参加备份火箭总装的现场工作。

4月21日,我接到通知:前方要求,把三级火箭备份产品火速空运到发射场。进入南苑机场后,我们看见一架安-12军用运输机刚刚熄火。机长听我说运送的产品中有“装药1.8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立刻紧张起来:“有什么措施保证安全?”

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空运固体火箭的先例。特别是发动机点火用的两个雷管,万一在飞行中碰上静电怎么办?

时间不等人。我与总装厂的刘振财、张维孝商量,决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在三级火箭和机舱壳体之间,连接两根接地线防静电;二是把雷管装在金属筒里,人再抱着金属筒,既屏蔽电磁干扰又减震。机长听后,点头同意了。

飞机21点10分滑跑起飞,途中先后穿过两个云雨区,真的碰上了我们担心的雷电情况。大家隔着透明的窗户,关注货舱里的三级火箭。只见两条接地线随着飞机的起伏,微微地摆动着。我心想,幸亏装上了它们,不然……

次日早上9点多,第三级火箭转载到公路运输车上。迎接我们的陈寿椿副主任让我留下,参加工作队,执行发射任务。

4月23日,我第一次到发射阵地,眼前的1号活动塔架雄伟壮丽,中间竖立着长征一号火箭,好壮观!

火箭正在进行第二次通电总检查。我到时,遇到我北航的同班同学徐天毅,我们是1965年10月同时进入总体组的。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俩激动不已:中国人的千年飞天梦,即将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成为现实。

14点,领导派我去指挥列车上值班当联络员,接听北京“家里”复查卫星入轨计算的结果。

原来,前几天复查时发现一个数据疑点,指挥部要求前、后方立即复算。15点,“家里人”(总体室1组的宋锡琪)打来电话,通报他们在“109-丙”计算机上复算的结果。我迅速记录数据,向陈副主任汇报。基地复算结果也出来了,前后方结果一致:火箭肯定能把卫星送入轨道,警报解除。

我返身回列车准备继续值班。没走多远,就听见隆隆响声。1号活动塔架启动了,它离开火箭,开向轨道的另一端,露出了高度近30米的白色长征一号火箭。真的要发射了!我抬腕看表:23日16点21分。

4月24日凌晨,戈壁滩上一片漆黑,发射场上灯火辉煌。5点45分,开始加注第一子级火箭的氧化剂。4个小时后,当最后一个贮箱—二子级燃料箱加注快结束时,大家嗅到了一股剌鼻的鱼腥味。

“漏液了!”这时,只见负责加注操作的战士,紧把着连接器顶住漏液的部位。虽然他穿着全身的防护衣,浓度极大的有毒气体仍呛得他不得不把头侧偏到一旁。但是他始终没有撒手,一直坚持到停泵、更换新的加注连接器,排除故障。多么勇敢的战士啊!

突然,同工作队13所的周吉仁急急忙忙地从场坪跑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直径仅8毫米的弹簧垫圈,说是从离地面20多米高的第二级火箭上掉下来的。

这个弹簧垫圈究竟是多余物,还是由于结构松动而脱落的呢?还会不会有其它东西残留在火箭里?现场指挥员要求工作队马上做出判断、做出结论。

我进场后,战士们已经架好了工作梯。此时,全火箭上的百余个火工品都已连好,火箭处在待发状态。

现场极度寂静,我爬上梯子,能感觉到自己嘣嘣的心跳。我定了定神,边爬边想:“直径8毫米的联接件,只有气瓶装置组使用,就查它们!”

打开舱门,每个气瓶组上的弹簧垫圈都完好无缺。我由此断定:发射班拣到的弹簧垫圈是一个多余物,火箭上的结构没问题。一同上箭的王喜玖师傅也赞成我的判断。下来向现场指挥员报告后,他放心了。

回到距离发射台约300米的休息室,已经是l9点了。我坐在面对火箭的窗口前眺望:脐带塔上正在撤收一层层工作平台,但第五层平台没动。有人上去检查五院的雷达应答机。

忽然,有人走过窗前,挡住了我的视线。细一看,是“钱头(钱学森)踱着方步”(这是当时的文字记录)。原来七机部钱学森副部长、我们技术上的最高负责人,在发射倒计时两个多小时的时候,还在一线和我们一起,期待着火箭奋力一搏。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2号脐带塔上红色的安全灯亮了。“30分钟准备”时、喇叭里传来“全体人员撤离现场”的命令。第五层平台撤收。老陈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边扒车边喊“:马上发射了!”

汽车向东急驰,塔台的灯火慢慢缩成了一个光团。指挥员逐个呼叫航线上的各观测站,报告准备情况,一声声干脆、急促的回报在宁静的戈壁夜空中回响。

“15分钟准备”的口令传来,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大喇叭里,发射团杨团长正在转达周恩来总理的嘱咐:“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谨慎,把工作做好。”

天上又升起了一红一白两颗信号弹“。一分钟准备”的口令下达后,我几乎屏住了呼吸,紧张得连眼都不眨了。

2l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点火。红光一闪,轰鸣而起,直插夜空。我们鼓着掌目送它远去,等待着入轨的消息。

第二天晚上开庆祝会,211厂张祚良师傅代表一院发言。他第一句话就讲:“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进了宇宙空间!”说得真好啊。(作者为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专家)

我今年87岁。从一个不懂航天、不懂气动的门外汉成长为一名气动力学者,我参与见证了中国航天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第一”。

“东方红一号”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颗星当时是很先进的,比苏、美、法、日发射的卫星重量都大。它的发射震惊了全世界。

195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我拿着一封介绍信来北京报到。学了整整4年数学,怎么也想不到,导弹很快将闯进我的生活。

“你们的起步线是同一条,看谁最后跑到前面去!”为了建设风洞,庄总鼓励我们在工作中好好学习。我们这群年轻人劲头很大,每天深夜都是指导员把大家从办公室“轰回”宿舍。

1957年,一条爆炸性新闻轰动全球,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年,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启了核武器和导弹事业的建设,很快,传说中的“1059”秘密运抵中国。

仿制导弹的工作开始起步。我们只是协助提供数据,通过计算把导弹设计方法定下来,由总体设计人员进行加工。导弹要上天,它在空气中飞行将受到怎样的力,空气摩擦将使它怎样受热等都是外形设计需首要考虑的。我们就是要算出其中关键的数据,供总体设计人员参考。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然而,谈起“东方红一号”,我必须先讲导弹。因为有了运载能力,才可以去打卫星。

1965年1月,钱学森向国防科委提出“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的书面报告。2月,聂荣臻副总理指示国防科委: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发射人造卫星发展。按照步骤,要先把中程导弹搞出来,作为运载工具。

同年,我国第一座用于航天气动力试验的低速风洞建成。我们还出了洋相嘞!因为没看见过,大家都是照着资料把风洞的核心部分喷管计算绘画出来的,工程师看了图纸却表示:太大了,做不出来!

由于不懂设计,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们这群人边学边干,一直在奔跑,从设计、加工、安装、调试到投入型号试验,在北京云岗建成了十几座从低速到高超音速的风洞试验设备。

1966年1月,七机部确定第一颗卫星的运载火箭,第一、二级选用东风四号液体导弹。8月,运载火箭正式命名为“长征一号”。1967年3月,七机部建议将长征一号飞行试验与东风四号飞行试验相结合。

“东四”是我们一起合作搞上去的。1970年1月,我国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飞行试验获得成功。我清楚地记得,东风四号风洞试验数据正常。而长征一号火箭是在东风四号两级火箭基础上增加一个固体三级发展起来的。当年长征一号没做风洞试验,所以我们就没有“插上手”。不过这是后话了。

那时,我全然不知“东方红一号”任务。一方面工作是保密进行的,另一方面东风四号气动数据正常。坦白讲,工作没有问题是不会有人找的,有了问题才会知道。东风四号研制成功,对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起了重要作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进入倒计时。

卫星上天当晚,我正在云岗的家中。没有一点预兆,突然就听见外面有人喊:“卫星上天了!”接着,邻里街坊欢呼雀跃地跑出家门,奔向空旷的广场。我也跟着跑出去了,和大家一样抬头仰望着寻找“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国搞卫星的能力、速度都是很快的“东方红一号”重达173公斤,比苏、美、法、日四国发射的卫星总重还大,这就说明我国运载工具的推力也比其他国家要大。

我高兴的不只是看见了天上的星,还有后续工作有了推进,这次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没问题,接下来就看能否把手上的星也送上天了。

那时,我早已将精力投入到返回式卫星等型号的研制中。因工作和总体设计部联系密切,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向我袒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长征一号火箭就是把东风四号进行了部分改装。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完成了“力争在1970年前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目标。这是我们搞人造卫星的第一步,增加了我们研制第二颗人造卫星的信心。

至于别的,什么也没想过。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心境很淡泊,我是个闷头干活的人,只要工作能上去就满意了,从没想过和别人抢功。

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不仅仅局限于一颗卫星这么简单,这是一项巨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据不完全统计,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涉及数十家单位、几十万人,和我一样默默助攻的人还有很多。(作者为原航天701所所长)

1970年年初的一天,刚刚忙完手头的工作,我突然接到厂里电话,要求立即赶到七机部一院,去排除651任务固体发动机脱粘故障。

651任务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专项任务的代号简称,由周恩来总理1965年1月对此任务作出批示而得名。

由于任务紧急,我简单准备了一下,和爱人打了个招呼,就与2名工人师傅一道赶到呼和浩特火车站,登上列车,连夜赶往北京。来到北京,顾不上旅途疲劳,我们直奔工作现场,在一院同志的配合下,对故障发动机进行了认真检查,确定了故障位置和故障性质。

按照预先制定的工艺方案,我们采用灌浆修复的方法,小心仔细地对发动机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的发动机经过几天的观察,药柱及各界面未发现异常。再经发动机抽试验证,技术指标完全符合要求,故障彻底排除,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

不久,651任务固体发动机在完成火箭总装后,被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备发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天的伟大成就。

卫星运载火箭的第三级发动机采用的是固体发动机,其装药任务由七机部389厂承担。1965年,我从五机部845厂调到389厂,担任装药车间工艺组组长,负责651任务固体发动机装药工艺研究工作。

在845厂工作期间,我负责研究制定了原401配方直径300毫米发动机的装药工艺。面对“651任务”采用401改进配方的直径770毫米发动机装药的工艺需求,工艺组在直径300毫米发动机装药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试验研究,并根据装药的工艺性能不断调整优化,最终确定了装药工艺方案。

几年间,我们共完成发动机装药几十发,从未发生安全和质量事故,确保了651任务按计划顺利实施。但651任务发动机研制的道路并不平坦,中间也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挫折。

一次,在500升装药的混合工序结束后,大家走进工房准备出料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混合机搅拌桨的铜衬被卷起一大块。混合锅里一定是混入了异物!

万幸的是没有发生爆炸。而异物是怎么混入的?大家纷纷猜测,在当时的环境下,甚至有人怀疑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一时间人心惶惶。我告诉大家:继续工作,不要慌乱,原因一定会查清的。

在发动机浇注工作结束后,还是没有发现异物,现场只剩下近百公斤的推进剂药浆。下班了,车间里只剩下我和军管会的一位同志。为尽快找到异物,我撸起袖子,用双手一把一把地检查着药浆,不放过任何硬物。很快,推进剂散发出的有毒气体熏得我眼泪直流,睁不开眼,只得闭眼休息片刻,然后接着再干。不久,头开始发晕,胸口泛起一阵阵的恶心。我咬紧牙关,心想一定要把异物找出来。终于,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的检查,在药浆中找到了一个直径约30毫米的钢球。后经证实,这是氧化剂车间的球磨设备上的磨球,因筛网破损掉落到原材料中。异物原因终于查清了!

651任务赶上了十年动乱,厂里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有谁一心扑在生产上、一心扑在科研上,就会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专不红”的帽子,受到批评,甚至批判。这种情况严重挫伤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导致一些正常的工作不能安排,651发动机研制工作因此也受到影响。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又感到无助和彷徨。这时,四院杨南生副院长来了。他对我说:“老张,你要抓生产,该怎样就怎样,我支持你。如果有人找你麻烦,叫他来找我。”听了杨副院长这番话,我又有了主心骨,工作热情又高涨起来,组织安排各项工作,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开展安全检查和工艺检查。遇到大型装药任务,我就搬到车间,住在车间,全身心投入到科研生产中。

在那个年代里,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很多同志都住在“干打垒”,那是用泥胚砌成的土房子,住着我一家五口人,面积还不足10平方米。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吃苞米面窝窝头,一周吃一次白面馒头算是改善生活。我和爱人上班忙工作,无暇照看孩子,两个幼小的孩子只能寄养在老乡家中。虽然条件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投身航天事业的工作热情,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强国梦。

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已经整整50年了,我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耄耋之年的老者。但研制651发动机的这段经历,却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和651发动机告别时的情景。一院的同志邀请我们参观了总装后的运载火箭,看着整装待发的火箭发动机,我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泪水慢慢地模糊了双眼。

当来到第三级发动机身边时,我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它白色的机身,心里说:“再见吧,我们的651任务发动机!祝你长风破浪,把我们中国人的希望送上太空,衷心地为你祈祷,祝你成功!”

当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总装厂房的那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作者为航天科技集团四院高级工程师)

卫星总装测试工作开始很顺利,但在3月21日,202兆赫的发射机工作电流突然增大了,问题不排除就不能出厂。

当天晚上10点多,各级领导都在现场,气氛特别紧张。我负责组织现场同志讨论分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星上仪器的问题还是地面设备的问题?如果是地面设备问题,那么是电缆问题还是专用标定仪器的问题?如果是星上问题,就要拆卫星,不仅出厂时间保障不了,对产品也可能带来破坏,那就只能先从地面设备入手。

正好备份星当天晚上刚转运过来,准备第二天进行测试。我首先想到用备份星进行地面设备供电,如果电流仍然大,就是地面设备的问题。这样操作存在风险:电流增大,如果其他仪器烧了怎么办?后来我就跟有关同志征求意见,进一步分析认为,短时间供电超负荷问题不大。这一想法逐级汇报,领导研究后统一进行操作。

我亲自操作,把地面电缆插到卫星上,一插电,电表表针正好增大30个毫安。这说明不是卫星的问题,是地面设备问题。地面还得查是哪的问题,我们用精度更高的电流表校对综合控制台的电流表,表头正好误差30毫安。现场当时就鼓起掌,卫星不用拆了,问题也解决了。

3月24日,五院召开东方红一号卫星验收出厂总结大会。卫星出厂之前已经定下了进入发射场的名单,开始没有我的名字,后来因为排除了这个问题,大会上就对我进行表扬,同时提出必须要我跟着卫星进入发射场。

运载火箭总检查很顺利,但发射前3天,卫星检查又出问题了,还是202超短波发射机,发现频谱仪上的频谱乱了。

大家都很紧张,这时候出问题会影响发射的。有人首先怀疑是外界干扰或测试设备有问题,但做了多次试验,故障也没有被排除。有领导提议:算了吧,直接把卫星和三级火箭吊下来,换备份卫星。但这样一来整个测试工作就要从头开始,卫星发射时间就保证不了了。

我在讨论会上绞尽脑汁,想到了出厂前的电流变化故障,提出根据之前的经验,先判断是不是卫星的问题,卫星是好的就不需要更换卫星了。这个想法得到了领导同意,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529厂来做,又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给在技术阵地待命的同事尹长林打电话,喊他一起到发射阵地排除故障。我们两个直奔塔架,爬上高高的塔架,出了一身汗,棉衣也脱掉了,钻到整流罩里面靠近卫星。卫星有个小窗口,打开后手摸进去能够摸到电缆插头,但是看不见,我们担心电缆插头弄坏了怎么办,心里也会发颤。

卫星到发射场以后,所有电缆插头都用胶封死了,我们拧不下来,于是就用注射器装酒精溶解。后来把插头弄下来,地面测试的电缆直接接入后,卫星的频率就正常了,地面电缆插上去没有干扰。我们这个高兴啊,问题找到了,卫星不用拆下来了!

但后来测试还是有干扰,不过能知道不是卫星带来的了。当时10多人在三级塔架上,不知道谁碰了一下三级火箭的隔热屏,就发现频率变化了,这才知道隔热屏对卫星超短波发射机有屏蔽和干扰。

整个排故经过了两天两夜,卫星故障排除后,向上级汇报以后得到批准,4月24日晚上9点35分正式发射“东方红一号”。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当天晚上发射场就组织了庆祝大会,我作为五院的代表上台发言。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从心底里感到幸福。卫星发射成功后,我就请假去宝鸡探亲了。

4月30日上午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务必要在5月1日晚上8点赶回北京,参加“五一”联欢。我立即出发到西安买飞机票,结果“五一”停飞,后来去火车站一打听,还有成都到北京的特快经过西安能赶上。

上火车以后,车上广播晚点两个小时,我一听心都凉了。但是,5月1日当晚,火车还比原定到站时间提前两分钟到了北京站。一下火车,领导们围上来,接过我的塑料旅行包说“什么都别说了”,然后送我上了国防科委一位秘书长的汽车。

晚上8点钟,长安街上挤满了庆祝的人群,汽车从人群中穿过。我是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楼梯上去的,工作人员嘱咐我国防科工委的代表团在西面,我要过去找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一眼就看到了毛主席,他正在跟国内代表和外国友人一一握手,我心里这个兴奋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城楼上大红灯笼高高挂,灯光璀璨,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载歌载舞,一片欢乐的海洋。我的内心特别激动,难以言表。

我找到代表团,钱学森先生特别和蔼,让我挨着他坐下。他跟我说,毛主席已经接见过咱们代表团了,你来晚了,太遗憾了。他还指点我可以在晚会间隙到中间大厅去看看毛主席。后来,我在休息大厅,看到毛主席身着军装,红光满面,正在和西哈努克亲王亲切交谈。我在激动的同时,也为自己错过接见而深深遗憾。

晚会快结束时,毛主席从我们面前经过,周恩来总理走在前面,走到发射卫星代表团的时候,周总理介绍说,这是发射卫星的有功人员,毛主席又一一与我们握手。这一次我终于握到了毛主席的手,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航天事业的关心与重视,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1958年我从部队转业时,也有留下的机会,但我选择了去支援国防科技发展,因为国防建设需要人才,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国家把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么重要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我感到非常自豪,一心一意要把任务完成好,为国家争光争气。我想着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感到高兴而光荣。我会永远记得这段难忘的回忆。(作者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原党委副书记)

1970年4月,我只身奔赴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飞离国境前后跟踪测轨的海南测控站。我的任务是确保卫星发射时多普勒测速跟踪系统处于最佳状态,实现对卫星的全程跟踪测速。

这是我第三次去海南站。从北京到海口市秀英码头,乘长途汽车去站里,一路上看到一条新架的通信线路,每根电线杆下都有荷枪的民兵在巡逻保护。

事后知道,全国有10多万民兵在保护从各个地面站通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8号数据处理中心的一条条地面通信线路,以便最快准确计算出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后的运行轨道。

在海南站奋战的日子虽然已过去了50年,但当年所经历的一切犹如昨天的事那样历历在目……

1965年8月,我满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报到,被分配到二部。这里是我国于1958年提出要搞人造卫星的总体部581组所在地。

9月初,我国高空大气物理学和我国研制卫星的先驱,著名科学家赵九章所长接见了我们全体大学刚毕业的新同志,介绍地球物理所情况及对新同志们的殷切期望。当时新分配到所的毕业生均安排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我被通知直接到研究室参加工作。

1965年2月,中央专委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正式立项,卫星工程总体及卫星研制由中科院负责。10月由中科院主持召开了长达42天的第一颗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会上建议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并要求卫星发射要做到“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听得见、看得见”。

1966年年初,在对卫星过境短弧段内跟踪定轨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卫星的定轨采用多站多普勒独立测轨方案,使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跟踪测轨系统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

这个方案的最大关键难点是需要解决高灵敏度、精确测量载波多普勒频率的锁相接收系统。这项任务落实到了我们研究室,很快就开始了星上信标机和地面第一代单频202兆赫多普勒测速跟踪系统的方案设计和攻关试验工作。

多普勒测速跟踪测轨系统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轨道测量的主要手段。它要求至少有3个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地面跟踪站同时接收卫星信标机发出的信号,由于卫星在轨飞行时相对不同地面接收站的速度矢量不同,根据多个站在同一时刻测得的多普勒频率,就可以算得卫星相对于这一时刻在地球坐标系中的位置。“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就成了这个系统的最基本要求。

多普勒测速跟踪系统由高灵敏度锁相接收机、多普勒频率计数装置和天线自动跟踪伺服机构组成。我承担了锁相接收机的设计研制工作。这在当时是一门无线电新技术,它是从噪声中提取微弱信号和精确测定多普勒频率的关键。当时,我国还没有研制过这样高要求的锁相接收机。

于是,我一头扎进情报所收集相关的国外资料,记了一摞手抄本钻研锁相技术,自己推导所有的设计公式。那时学的主要都是电子管电路,现在要全部采用半导体元器件。设计中靠的是一把计算尺和一本三角函数、对数表。制图则是三角尺、三棱尺、曲线板和圆规。实验室里最好的仪器是英国马可尼公司的高频信号源和一台法国的真空管数显频率计。算一次振荡器的频稳度则依靠手记和手摇计算机。电路设计全是用分立二极管、三极管。为了研制一个比例积分运算放大器要使用斩波器来变换交直流。

经过一年的日夜奋战,1967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到上海科学仪器厂(后为九院539厂)与工人和20基地第六试验部参加培训的解放军同志搞“三结合”,开始研制生产设备。

为了保证1968年能够出厂装备到各地面站,仗着年轻,我们几乎不分日夜地调试部件,全系统联调测试。我还自制了多普勒频率模拟器和锁相环带宽测试装置,保证了锁相接收机的性能指标测量。

1968年下半年,设备先后送到湘西站、海南站、昆明站、南宁站、喀什站、胶东站进行安装调试。1969年下半年,为了保证1970年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我和20基地第六试验部的3位同志扛着仪器到湘西、昆明、南宁和海南4个站的测速跟踪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恢复出厂指标,确保发射前南方四站的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1970年4月第六试验部通知我,由我去海南站执行“东方红一号”发射任务。海南站是我国最南端的跟踪测速站,要保证设备尽可能长地跟踪卫星信号。

4月24日傍晚,我和站上的同志早早来到机房,再次对设备进行检查后,静静地在机房等待,听着喇叭里传来首区的广播。终于,发射的倒计时报数开始了。

点火起飞后不久,我首先听到了“湘西捕获目标,跟踪正常”的报告,接着南宁站报告“桂江捕获目标,跟踪正常”,很快昆明站报告“滇池捕获目标,跟踪正常”,突然眼前的“锁定”指示灯亮了,多普勒频率显示器给出了正常的多普勒频率值,并且有规律地在减小,海南站也捕获了卫星信号。我示意可以向首区报告,喇叭里传出了“南岛捕获目标,跟踪正常”。

至此,南方四站全部抓到了卫星信标,每个站的多普勒频率测量数据,通过一条条架设的有线载波传递线路送到了首区。海南站一直跟踪到卫星飞越印度尼西亚上空信号逐渐消失。首区28号的计算中心,根据四站的数据,再用第二圈喀什站接收的多普勒测量数据对卫星轨道进行改进,当晚就报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轨道:近地点439公里、远地点2394公里、倾角68.5°、周期114分钟,并作出了全球244个城市的观测接收预报。

晚上10点多,我们走出机房到外面,一架直升机停在不远处。站里很多同志围在那里,当站领导把记录的卫星数据和《东方红》乐曲录音磁带交给机上人员,并告诉他们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现场爆发出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套卫星跟踪测轨系统圆满地完成了为东方红一号卫星测定轨的任务。(作者为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风云四号工程总师)